导读：面对不断恶化的香港局势，谴责暴力，拒绝极端主义并明确呼吁香港社会回归秩序应是任何有良心的舆论领袖应该发出的声音。法国中国问题专家高大伟（david gosset)在向中国日报旗下传播型智库中国观察撰文时指出。
高大伟认为引发香港骚乱有其内外原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政府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做出正确的决策，止暴治乱；同时，依赖智慧的领导力和治理能力解决香港深层次经济社会问题，让其社会各阶层共享发展成果，与大陆融合，实现共同繁荣，显得尤为紧迫。
这正是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一部分。
近两个多月来，全球媒体都在持续跟进报道中国香港紧张局势的进展。香港是一座高度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750万香港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充分保护，所以但凡有良心的评论者面对香港骚乱都应第一时间谴责暴力，拒绝极端主义并明确呼吁香港社会回归正轨。
在谴责过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后，有必要进一步了解骚乱的起因并制定有效政策，使未来的香港社会更加安定。
目前大多数对香港抗议活动的解读都侧重宪法或法律层面的分析，主要介绍关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争论，列举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讨论，亦或是反思《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条例》带来的争议。
香港70人立法会中政治力量的多元性恰恰反映出各方在宪法和法律层面的分歧，其中包括《基本法》第68条提出的普选权问题。
不过，仅凭这些还不足以引发如此大规模且长时间持续的抗议活动。一些黑衣暴动者或许抱有政治动机，但套用“颜色革命”的样板解释香港的情况又过于简单化。事实上，香港社会一大部分人的不满情绪源于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因素。
在当今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时代，加之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部分美国政府官员企图通过支持或操纵香港独立分子妨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以及中国中央政府工作的行为也在意料之中。然而无论这些干扰因素如何复杂，都并非香港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香港最动荡的时刻，一些人可能幸灾乐祸，一些组织或许还想进一步扩大骚乱，但外部因素对香港的影响终究有限。
影响当前香港局势的因素纷繁复杂，其中香港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危机的主要根源。
邓小平（1904-1997）提出的 “一国两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构想。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基本法》所述，香港享有高度有效的自治权。
邓小平于1997年香港回归前几个月去世。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提供了强有力的宪法框架，使香港从殖民地时期过渡到了后殖民时期——香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55年里一直由英国统治。
回归中国22年后，如今的香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已超过5万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也很高。然而，较高的基尼系数也表明香港社会存在极大的贫富差距。
换句话说，香港是属于富人的。香港有67位亿万富翁，富豪人数超过世界上任意一座城市，但很多香港年轻人却难以支付高昂的生活费用。香港的住房问题尤其严重。李光耀（1923-2015）提出“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在他的领导下，如今90％以上的新加坡居民有了自己的住房，但只有50％的香港家庭拥有自有房产。
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使许多香港人的生活越来越压抑。一旦将香港和与其毗邻的深圳进行比较，香港人的焦虑感又会进一步加深。
深圳正在快速发展，当地巨头公司华为、比亚迪、顺丰速运和腾讯都在不断壮大。香港的发展却陷入了停滞，与深圳形成鲜明对比。
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不仅成功解决了香港回归后的问题，对推动深圳发展的意义也极为重大。2018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香港。香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高于深圳，但如今的深圳已经成为一座充满创新活力、经济发达的城市，这在4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更进一步来看，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成就也使香港扮演的角色趋于正常。虽然《基本法》规定香港拥有“特别”行政权，广东、上海、北京、成都和天津等地的发展已经使香港显得“不那么特别”。
香港常被视为金融中心，拥有世界第五大证券交易所，但港交所一半的上市公司来自中国大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也已经超过了港交所。
如果用反政府来定义民粹主义，那么示威者围绕香港摩天大楼游行就是民粹的表现形式之一。很多香港年轻人认为精英阶层存在不公正的权钱交易，对此感到不满并决定发起抗议。虽然欧洲和中国的政治背景存在明显差异，促使英国走向脱欧的民粹主义情绪和希望香港脱离“一国两制”体制的观念还是有可类比之处。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无法与更庞大的政治实体维持平衡关系，英国或香港的实力都会迅速衰弱。
那么，香港政府要采取怎样的战略行动打破不公的社会现状，为香港社会重新注入信任？
自2003年7月1日的游行之后，香港的状况几乎没什么变化，甚至连2014年雨伞革命结束后的几个月也是如此。因此，2019年的抗议活动要真正落实聚焦公众利益的香港新政，推动香港社会转型。
之所以称其为一项新政，是因为香港政府必须付出空前努力，减少社会不平等，解决住房和社会人口流动问题，而不能单纯依靠扭曲的市场力量进行调节。新政内容包括大规模投资以及工资和财政改革，这意味着大企业垄断的终结。
第二，香港特区和中央政府要确立目标宏大的机制，打破香港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的刻板印象。中国正走向复兴，增进香港对内地发展的了解有助于增强互信，加深凝聚力。
第三，香港要在大湾区的框架内实现升级发展。大湾区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提出的重大倡议之一。银行、金融、服务和贸易是香港的传统优势。通过与大湾区金融生态系统相衔接，香港可以发展为世界领先的智慧城市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香港应激励企业家和创新者，而不能再依赖房地产开发商提振经济。
第四，香港在大湾区与广东建立了互惠互利的联系，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更有利于这座城市的长远发展。香港可以通过将自身和大湾区打造成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引擎，为自身和东南亚、印度洋、中东及非洲地区创造价值。
相信香港和中央政府会找到应对当前危机的办法。为了化解危机，双方需要具备找到问题根源所在的能力，做出正确决策的勇气以及带着信心和决心针对问题进行沟通的能力。
换句话说，只有智慧的领导力和治理能力才能推动香港走向与大陆共同繁荣的未来，这正是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一部分。
（文章来源：中国日报旗下传播型智库中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