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合作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受资金和权限的限制，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无力对全球每个地区都给与足够的援助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国家着手在已有的地区合作框架基础上，完善和创新各国之间的协调模式，共同弥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多重挑战
自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以来，东亚国家一直在系统性地加强本国应对传染病流行的能力，包括采取设立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以及加强初级卫生系统等措施。
尽管如此，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东亚各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仍承受着巨大的冲击。尤其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不仅人口密度较大，而且医疗系统非常分散，当前仍存在一定的疫情扩散风险。为防止疫情扩散带来医疗物资生产不足，这些国家亟需储备抗病毒药品、疫苗和医疗设备，保障当地卫生医疗部门的应急需求。
除此之外，新冠肺炎疫情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乃至社会文化也造成了一定冲击。例如在经贸方面，《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各国阻止疫病暴发、传播的同时，应“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的不必要干扰”。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部分国家却违反条例规定，在未向世卫组织通报的情况下采取一系列的人员和贸易限制措施，对东亚地区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合作升级
不难看出，新冠肺炎的冲击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领域，而广泛深入到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为了有效降低疫情的负面影响，东亚国家开始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加强跨国、跨部门、跨文化的沟通与协调，实现地区合作框架的全面升级。
首先，是卫生领域的多层面合作
在政策制定层面，地区国家先后举办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东盟-中日韩应对新冠肺炎问题特别视频卫生高官会等会议，围绕疫情的联防联控达成了广泛共识。
在诊疗操作层面，各国卫生从业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相互分享和借鉴各自的诊疗方案；组织医学专家和卫生领域从业人员向医疗条件落后的国家提供卫生服务。例如，广西医疗队已于3月23日启程前往柬埔寨进行援助。
在技术研发层面，新冠肺炎的特效药物及疫苗的研发，需要东亚各国本着公共卫生精神，开展数据、技术、经验和能力建设交流，鼓励实力雄厚的机构向资源有限的机构提供支持。
其次，是经济领域的跨部门协调
在2月20日召开的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上，各国外长重点强调了维护供应链稳定和加强部门对接，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对经贸合作的冲击，并提出保持市场开放、促进风险信息共享、加强数字贸易、减少非关税壁垒等诸多举措。
3月13日，中韩两国建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该机制由外交部门牵头，还包括卫生、教育、海关、移民、民航等多个部门，目的是保障两国必要的经贸和人员往来。
随后不久，中日韩三国又召开了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为进一步扩展东亚地区的跨部门协调创造条件。
第三，是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增强往来互助
在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东亚国家的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相互支持令人印象深刻。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日本多个地区向武汉或其在中国的友好城市捐赠医用口罩、防护服等物资，捐赠物资上的诗句还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广泛关注。韩国的一些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也两次大规模向武汉捐赠口罩。
随着中国国内疫情形势出现好转，中国各地的政府和民众开始转而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援。例如，无锡新吴区紧急筹措5万只口罩，向友好城市日本爱知县丰川市提供“10倍还赠”。马云公益基金向日、韩和东南亚国家捐赠应急医疗物资，其上同样写有中国和受援国的名句作为赠言。
第四，是信息领域的一致性合作
社交媒体使信息流动的范围和速度显著提高，为公众提供了更多接触信息的机会，但也使假新闻和谣言更容易传播。当社交媒体传播假新闻和谣言时，不明真相的民众很容易转向恐惧和偏见。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亚裔在欧美地区受到的歧视待遇就是此例。
对此，东亚国家一方面通过加强国家间的沟通和响应，实现疫情信息的清晰、准确和及时传输，确保本地区民众充分了解疫情的发展和防控。另一方面，东亚各国政府反复强调理性应对疫情的必要性，反对针对任何种族的歧视行为，共同抵制将疫情归咎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污名化企图。
尽管东亚是发现新冠肺炎疫情较早的地区，但受益于各国相互支持和配合，本地区对疫情的控制较为有效。从东亚经验来看，跨国公共卫生治理不是单纯的医疗卫生合作，还必须将海关、交通、移民、媒体等不同部门加以整合，采取广泛和全面的地区应对措施。
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东亚地区的机制建设、部门协调、民众情感、信息分享也在不断升级，这必将为进一步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作 者
沈 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郭明英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