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国际联合会执行董事尼尔·詹姆斯近日在英国《卫报》上表示文章，试图为澳大利亚参与澳英美三国防御协定开脱，但在文中却揭示了澳大利亚近来对华持敌意的外交政策本质； 即便是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利，仍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保持敌意。
中国“威胁”成为澳大利亚的借口
作者指出，上一次让澳大利亚主权行动自由权利从生死存亡危机之中解脱来的是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而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及之后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则让这个权利得到了巩固。
随后，二战后，全球战略、经济、医学以及直到最近环境等方面变得越来越安全，让澳大利亚三代人得以成长。
在此期间，核灭绝的冷战危机以及那些与澳大利亚无关或根本没有关系的地区战争，并没有改变澳大利亚的整体的稳定战略，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这是澳大利亚生活的自然状态。
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大幅缩减在国防和军队方面的投入，尤其是与其他支出相比。自1972年以来，澳大利亚就不征兵。1989年苏联解体事件后则更是如此。
作者提出，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内在能量产生影响是良性的。他们的目标是在一个集体而非单一的专制领导下巩固政权。中国聚焦在发展经济，而不是挑战一个基于名义上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体系。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荣，澳大利亚也随之繁荣。
可是，作者却认可托洛茨基所的观点：“你可能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战争对你感兴趣。” 他认为，为了维护和平与理性，要遏制战争，特别是在战略稳定出现动摇之际。
作者并不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所带来的繁荣有利于中澳之间的政治和平发展，反而认为中国的强大会必然导致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对澳大利亚产生压迫，会引发擦枪走火事件，也可能故意挑起事端。
他进而认为，近年来，澳大利亚三代战略稳定局面的诸多假设和现实逐渐暴露，澳英美三国防御协定就是主要对此作出的应对。对澳大利亚以及区域邻国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谨慎的风险管理，而不是捏造、夸大、低估或否认战略风险。
作者还认为，中国政治制度会破坏国际制度发挥作用，甚至将美欧各国对中国的打压看作是中国的政权缺少真正的问责机制造成的。他还将澳大利亚人通过与中国贸易往来所获得的收入、股市分红、贸易红利都归咎于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容忍态度。
他甚至觉得，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干旱、人口稀少的大陆国家，它的政治、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完全依赖无障碍的国际体系中的海运贸易。于是，他开始臆想，如果中国成为了太平洋地区或是全球的强大势力，澳大利亚就会处于受逼迫的处境，也就失去了主权自由权力，进而认为当前澳大利亚就处于类似的状况。
澳大利亚要重振国防力量
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仍在从三代人深深的自满情绪中清醒过来，而像澳英美三国防御协定事件让很多人感到不安。
但与二战前和二战期间不同的是，澳大利亚不再能迅速建立众多防御能力，或许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一个月造不出战斗机，半年造不出战舰。将国有铁路车间转作制造坦克，这与建造和维持远程、巡航或高超音速导弹，或人工智能无人机没有可比性。
澳大利亚的经济和技术能力有限，这意味着将民用工业转变为高科技国防需求上，往往不可行，速度也很难快起来。通过拨款国防项目来收买选票政客们通常不会承认这事实。
现在，用现代技术来对抗战略风险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费用，并更多地依赖可信的盟友，从他们那里获得相应的技术类型和水平。而且，盟友还必须愿意这样做。
因此，澳英美三国防御协定是用改进技术、互操作性和分担盟国负担的方式来降低战略风险，而不仅仅是建造新潜艇。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普遍认为，21世纪中期替代柯林斯级（现已放弃法国设计的攻击级）的全能潜艇将是核动力的——即使在执行更隐蔽的任务时，也可以由一些小型潜艇和水下无人驾驶飞机替代，由不断改进的电池技术提供动力。
长期以来，有观点认为跨越鸿沟最简单的方法是一步到位，即柯林斯号的替代者应该是核动力。
一直以来，这主要障碍是成本，我们无法自己建造，英国和美国都不愿意卖，而且国会两大党都不愿重新讨论核能发电的问题。即使核动力艇和常规动力艇之间的成本差距已从4:1左右降至1.5:1。
不过，现在密封反应堆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变化。如果反应堆和舰艇的生命周期相同，那么用户对民用核能工业及其技术深度的依赖性就不一样了。也不用担心那些真实的、夸张的或错误的安全问题。
澳英美三国防御协定源于澳大利亚盟友的战略认知，即冲突的风险意味着用现代防御技术帮助澳大利亚，这也是帮助每个人降低和遏制这种风险。
（编译：朱恩慧 编辑：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