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对外传播 ，作者周树春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传播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时期。从根本上说，新时代国际传播应该是与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国际传播。面对更加复杂艰巨的形势任务，做好新时代国际传播，要进一步增强把握历史方位、时代要求、传播规律、工作方向的认识自觉与实践自觉。
一、准确把握方位坐标
作为一些舆论所说的“历史转折年”，“多事之秋”的2019年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当前国际传播面临的整体背景。一方面，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后，迎来并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喜庆气氛贯穿全年；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持续，香港修例风波不期而遇，西方反华舆论一波接一波，外部险恶风浪冲击不断。做好新时代国际传播，首先需要准确把握与以往十分不同的时代方位及阶段性特征。
一是“舞台中央 初级阶段”的时空背景。这个交织叠加的时空坐标可以作为当下中国历史方位的高度概括。空间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间或历史意义上，中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纵深开阔的视野则是“世界大变局 复兴关键期”，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期的相互交织。这样的视角下，是一个“将强未强”的中国，站在由大向强的新起点，走进一个全面强盛的历史时期。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机遇与挑战、困难和问题，都是这个总体背景的具体表现。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说，世界格局趋向多元，东方吸引更多目光。可以说，“世界大变局”的首要特征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结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经过艰苦奋斗，运用全球化规则规律，实现产业链位置前移。一些发达国家为保持或扩大领先优势，企图把后来者锁定在低端链条上，对其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遏制。现阶段中国遭受巨大压力，原因就在于“你强了起来，所以要打压你”、“你还不够强，所以要抓紧打压”。各种新的挑战都是由强而生、因大而来。2018年，在中美贸易摩擦最胶着的时候，刘鹤副总理在媒体访谈中强调，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是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只要大家牢记这一点，“心就会静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二是“最好时期 最大压力”的现实状况。关于现阶段国际传播的“两个最”判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最好时期”是一种客观描述。中国发展“做得好”为中国故事“讲得好”奠定以往没有的条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突出进展让“西强我弱”差距进一步缩小。毫无疑问，现在国际舆论场上的中国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响亮，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以及中国媒体的能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这些事实本身就是关于“最好”的最好注解。同时，“压力”也是最大的，这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西方关于中国的负面舆论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更加直接，有时显得更为急迫、更加险恶。正因为取得了震撼世界的发展奇迹，在仍然充满歧视和偏见并很大程度上仍然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舞台上，中国必然受到不同以往的围堵。“最大压力”是“最好时期”的自然反映和必然反衬。习近平总书记用“人到半山路更陡”“船到中流浪更急”形容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处境，这也完全适用于中国国际传播在世界舆论场中的现实地位。因为发展到一定阶段，前进的阻力更大；因为强大到一定程度，遏制、打压和围堵来得更加激烈。这也是一种“将强未强”的状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大了，但没有强大到从根本上突破了“西强我弱”格局，没有强大到掌握了国际舆论话语权。近年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国际传播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落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国家形象“他塑”而非“自塑”等问题发生明显变化，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根本解决。
二、正确认识规律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2019年第一期发表的题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文章，对我们正确把握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改革发展进入更加复杂的新阶段，解决好当下中国的各种问题，特别需要“辩证思维”。做好新时代国际传播，更需要运用好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
一是“总体自信”与“具体自觉”相统一。“自信”是必然的当然的，也是重要的首要的，这是我们做好新时代国际传播的基本出发点。我们用几十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制造大国，建立起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自信是一种坚定不移和不容置疑的总体姿态。同时，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由于“舞台中央与初级阶段”并存，“世界大变局”与“复兴关键期”交织，又要时刻保持清醒、自省和忧患。概括起来，应该是自信不自大、自省不自卑、强壮不膨胀、坚毅不急躁。“自信”有时可以通过“自觉”得到更加有效有力的表达。正视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不回避或简单辩护，恰恰是自信的表现。发展进步是中国社会压倒性的主流，不必担心不够亮丽的枝叶遮掩了整个森林的茂盛。相反，敢于和善于发现并主动公开问题，可以向世界显示更有底气的自信，并给世界带来更多的信心。清醒的中国是新时代中国的正确形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不存在疑问，实践层面则需要不断求解。
二是“内外无别”不等于“外内无别”。“内外无别”说的是，在网络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对内传播可以外溢，对外传播可以倒灌，在一定意义上，“内外”是无别的。需要辨析的是，这不意味着，已经不存在或不需要“内外有别”了 。“内外”可以“无别”，但“外内”必须“有别”。“内外无别”描述的是一种传播环境的客观状态，“外内有别”讲的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也仍然需要采取的一种主观行为选择。事实上，在“内外无别”条件下做好“内外有别”或“外内有别”，挑战更大、要求更高。正因为“内外无别”，“哪些可报哪些不可报”的简单化处理越来越趋于国际传播议程设置的次要考虑，而“如何解读怎样说话”日益成为不可回避的日常性重大课题。这就需要我们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和讨论“针对性”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更多地从国家战略传播的高度，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在深度报道和解释性报道上下功夫，在系统说明、解读、传播、引导上下功夫。
三、有效提升国际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国际传播新时代，提升国际话语权进一步上升为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一是把“发展优势”进一步转化为“话语优势”。在宏观认识层面，要进一步增强把国家发展优势转变为国际传播优势的历史自觉。首先，维护和巩固来之不易的发展优势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至关重要，要继续把营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舆论环境作为国际传播的着眼点和落脚点，让“发展”的硬道理继续硬下去。同时，积极探索怎样让构建传播大国传播强国成为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把发展优势的“硬实力”充分转化为国际传播的“软实力”。在打造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实践中，要透过精彩纷呈的中国“发展故事”，努力提炼出既独具特色又带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发展话语”。“中国奇迹”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奇迹”，“中国道路”是一条业已证明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发展道路”。西方话语是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抽象，作为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构建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逻辑。当代中国以无与伦比的发展业绩走在浩浩荡荡的现代文明大潮中，我们有充分条件确立面向世界的中国发展话语。
二是让“信息传播”与“价值传播”更紧密结合。一方面，大力传播“有效信息”，就是体现新时代中国最鲜明特征的信息，也即最典型的“新时代中国故事”。例如，有外国学者认为，“脱贫攻坚”是“最精彩的中国故事”，是“瓦解关于中国的偏见、改变对中国认知的最强有力的叙事”，而世界上真正了解中国减贫人口占世界总数近80%这一事实的人并不很多。同时，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党和领导人，把一个基于“确切时间表”的国家减贫目标作为自己的执政和施政纲领并作出郑重的宣示。另一方面，在让更多这样的中国故事成为世界熟知的时代故事的同时，既进一步展现直观形象、加深感性印象，又更加自觉地揭示故事背后的价值理念，让中国价值赢得世界尊重。无论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解读好阐释好当今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就是向世界展现文明进步的中国，就会推动国际受众确立对新时代中国从感知到认知、从认知到认同的理性认识。在这方面，要把智库研究与媒体报道相互促进作为推进价值传播的有效途径。智库与媒体在生产和传播思想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国际话语权的“西强我弱”格局。如何把话语体系的构建同理论体系、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的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更有效地做好思想传播，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实践课题。
四、深入讲好中国故事
走过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变迁，中国人民在实现伟大梦想的伟大实践中继续进行着伟大创造，向世界展现中国故事新的精彩篇章。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故事的独特场景进一步在世界历史视野的幕布上凸显出来。一方面，这堪称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发展故事，中国的发展成就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另一方面，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居于主流的世界上，中国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大挑战就在于，在多数国家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可能对社会主义存在较深误解的世界上，怎样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故事，让其听得进听得懂、可接受能认同。
一是在落实“真实立体全面”上创新理念实践。党的十九大对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项具体要求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真实立体全面”作为一个辩证的概念隐含着新的时代内涵。在“自塑”与“他塑”的关系层面，这首先是针对西方舆论场中“镜像中国”与立于东方大地上的“真实中国”之间的偏差和反差。更充分地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就是把中华民族昂扬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崭新姿态完整地呈现在世界面前。同时，相对于“没有发展起来”的过去，在“做好了中国事情”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更具坚持实事求是的底气。几十年走过“先发国家”几百年历程的快速发展，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压缩时空”特征，几个世纪中可能陆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真实立体全面”的多维空间里包含着中国发展独有的高度复杂性。这个“复杂性”正是“中国故事”的“戏剧性”所在。当世界上一些人错误地要把中国列为“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彻底地讲清中国发展的复杂性，包括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时出现的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就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哲学概念，也带有直接关系国家利益的战略意义。
二是在讲好“制度故事”上下功夫见实效。“中国故事”是一个快速发展、迅速崛起，有着最悠久的历史文明传统而走在一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上的国家和民族的故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国奇迹”概括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是中国故事的主体，而对世界来说，关注点在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显示，直到最近，西方关于中国的舆论轨迹基本表现为“垮台论”与“威胁论”的交替循环。但过去他们讲“垮台”很大程度是当真的，就是真认为中国会垮台；讲“威胁”比较牵强，心里未必真有多害怕。现在不同了，讲“垮台”讲不起来的，但讲“威胁”很焦虑。这可以理解为是对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有效性和优越性的一种默认。这样的背景，为我们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我们既要讲清楚中国制度与中国奇迹的关系，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源于政治制度的成功，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竞争力集中地体现在制度优势和制度竞争力上；又要讲清楚中国制度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也就是“中国特色”与“世界价值”的关系。虽然中国道路独一无二，但中国制度文明理念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制度文明建设是人类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特殊贡献。
来源：《对外传播》
作者：中国日报社总编辑 周树春
（周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