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由此拉开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历程。
仰韶文化，是指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南到江汉平原，北达长城沿线及内蒙古河套地区，目前发现的遗址有1000余处。
迄今百年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础最早奠定于史前时期，是中国史前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
作为仰韶文化北扩的重要区域，内蒙古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时期遗址和文物。让我们跟随内蒙古考古人的指引，认识那个灿烂的史前时代，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最早的一次“走西口”
苍茫险峻的阴山山脉，以其雄浑的气势，横亘在内蒙古高原中部。地处阴山南侧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分布着众多原始文化聚落遗址，其中就有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附近的王墓山、石虎山遗址。
盛夏时节，王墓山上绿草茵茵。凉城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红明俯身捡起一块类似陶罐口沿处的红色陶片说：“这对称的两个小孔，有可能是距今7000多年前的先民在陶器破损后，用于修补时打下的。”
王墓山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西北17公里处，北距岱海南岸2.5公里，是岱海遗址群内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站在王墓山和石虎山倾斜的山腰，整个岱海便可尽收眼底。
岱海是内蒙古第三大内陆湖，面积约50平方公里，而在距今约6700~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它的面积是现在的4倍。
最先考证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可能有仰韶早中期文化遗存的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学家田广金。
1965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田广金来到考古工作刚刚起步的内蒙古，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
1989年至1997年，在田广金的主持下，岱海南岸王墓山的发掘开始，出土器物有泥质红陶黑带彩钵、大圆底钵及石器等，被认定为仰韶文化中期遗址。遗址不仅发现了诸多大小有别的半地穴式房址，还在房中央的火塘处出土了为了保存火种而制作的火种炉。而在河南孟津、山西芮城的仰韶文化同时期遗址中也出土过火种炉，但数量都远不及王墓山。
在田广金的组织下，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日成立了合作考古队，共同发掘岱海周边遗址，其中就有距离王墓山不远处的石虎山遗址。
石虎山遗址为内蒙古中南部发现最早的仰韶文化早期代表性遗存，石虎山有两个山头，相距不过300米，文化面貌却有明显差别。石虎山第二座山头的出土陶器，与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部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十分相似。而石虎山第一座山头的出土陶器除了与后岗类型有相似的部分以外还有不少绳纹罐，表现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强烈影响，而半坡类型主要分布在陕西渭河流域。
在晋中北和黄河前套地区也有许多类似遗存，由此可见这座山头的居民主要来自关中和晋南地区，通过黄河和汾河河谷，北上迁徙到达岱海。这两支不同类型的文化最终在岱海地区相遇，经过碰撞和磨合，发展成为这个地区稳固的新居民。
通过对岱海遗址群的发掘，田广金确定，仰韶文化早期的中原移民，不仅有一支从陕西半坡或者河南三门峡的庙底沟沿黄河逆流而上来到岱海，还有一支从河南安阳后岗一期经张家口来到岱海，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走西口”了。
“那时这里气候温暖、湿润。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适宜的气候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岱海文化地域性，中原的先民们北上、西迁，进入岱海南岸丘陵地区，在阴坡地带形成聚落，他们垦荒种地或从事渔猎，岱海地区的农业开发由此开始……”方红明说。
如今，在岱海周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墓山遗址、石虎山遗址、园子沟遗址等岱海遗址群静静坐落，无声诉说着这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近年来，内蒙古博物院、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展出了火种罐、彩陶钵、石磨盘等王墓山新石器时代陶器、石器等文物，一件件精美的陶器折射着6000~7000年前的历史光芒。
其中引人注目的泥质灰陶小口双耳罐，它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口沿很小，有个张扬的大肚子，而且它的腹部画了繁复的网络纹。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副馆长张涛说，小口双耳罐、火种炉等文物作为岱海遗址群的“地方特产”，已被学界公认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仰韶早中期最富特征性的器物，表明这里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存在着直接关联。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表示，距今6500年前后不同地域的先民们北上至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并与当地人群融合，揭示了这一时期人类迁徙与文化传播的最早路径。
仰韶文化中期的“中心聚落”
1998年春夏之际，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对清水河县境内黄河与浑河交汇处的岔河口遗址进行抢救性清理，获得了令人震惊的考古新发现。原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吉平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领队。
岔河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清水河县西缘，南流黄河东岸的黄土高地之上，与准格尔旗隔黄河相望。
吉平说，岔河口环壕聚落遗址是南黄河中段重要的史前聚落遗址，也是截至目前发现的距今6500~5500年前、规格和等级十分讲究的一处仰韶中期的“中心聚落”或者“酋邦中心”。
在一条深4米、宽8米、直径为245米的环壕遗址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两尊巨型兽形夯土雕像。它们头尾相对，伏卧在深沟之中，眉眼、鳞甲、躯干、背翅栩栩如生，堪称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旷世杰作。
2007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水河县庄窝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石器和骨器，有尖底瓶、绳纹罐、火种炉、直口钵、盆等，彩陶较为丰富。
距今5500~5000年间，人类发展在内蒙古中南部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遗址开始出现了环壕，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稳定的部落存在。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房屋内出现用于储存物品的窖穴。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面积较大的房屋，据此推测，当时出现了举行祭祀或议事的公共活动空间。
距今6000~5000年时，生活在豫西的庙底沟人沿黄河北上，从陕西中部进入岔河口。他们战胜了后岗人和半坡人，成为当地土著的代表。
500年后，随着气候变冷和干旱，黄河与浑河的水位降低，岔河口聚落文明渐渐衰落，最终被放弃。人们从高岭迁入到广阔的草原，逐渐演变为游牧部落。岔河口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这里发展、繁荣直至衰落的历程。
岔河口遗址的发现，反映了55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内蒙古中南部黄河两岸地区已经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出现酋邦和部落，其中心统治区就是这处岔河口聚落。
仰韶文化晚期 初现“城市”萌芽
1979年6月的一天，一位农民拿着一件在大青山上捡到的石器，走进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当时还只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刘幻真看到后眼前一亮，这位农民拿来的是有着明显人工加工痕迹的石器——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就这样，阿善遗址在6000年之后重见天日。
阿善文化，被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称为“包头源”。考古工作者在大青山南麓台地上的古城湾、莎木佳、阿善沟门等地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10余处，其中，阿善遗址考古发掘面积最大。
1981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与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共同组成发掘组对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出土的文物中，一件口径33厘米、高18.3厘米的圜底钵引起关注。包头博物馆原馆长刘幻真介绍说，当时圜底钵出土的时候胎体是橘红色，直口，圜底，器形下半部分有席纹(也称绳纹)。圜底钵出土后，一直在包头市文物管理所的库房里存放，供考古研究。
1986年左右，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报告发表，一件出土陶钵引起了刘幻真的注意。“当时大地湾遗址发掘出的这件陶钵，与我们阿善遗址发掘出的陶钵有些相似，根据发掘报告中的表述，这两个陶钵应该属于同一时期的器物，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钵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距今约7350(±115年)年左右，那我们这件陶钵保守估计应该是7000年前的器物。”刘幻真说。
之后，刘幻真在阿善新石器文化遗址东侧5公里的大青山台地上考古调查时，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氏族聚落遗址，因其位于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镇西园村，故被命名为西园遗址。
西园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阿善遗址和西园遗址的发现，属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为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及我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苏秉琦称之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之一”。
考古专家证实，内蒙古地区的仰韶时期遗址也多发掘于中南部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托克托县海生不浪遗址，从此将这一地域发现的遗址，统称为海生不浪文化。这些遗址出土了大量墓葬、房屋、窖穴、陶器、石器、骨器等，尤其是在中南部许多遗址中出现了石围墙，说明这里已经有了城市的萌芽。
“内蒙古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构建与阐释，用实物证实了内蒙古自有人类繁衍生息以来，就是多文化、多人群的融合之地，各考古学文化人群在此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绘制了早期人类血脉相通的历史画卷，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说。